李世民在位后期，薛延陀汗國勢力逐漸強盛，多次南攻歸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太宗連續遣將擊敗之。二十年，命特進、英國公李績率兵至郁督軍山(今蒙古國杭愛山東支)北，平薛延陀。至此，“北荒悉平”。鐵勒諸部均請求內附，太宗詔置6都督府7州，以各部酋長為都督、刺史。于漠北開驛路，稱“參天可汗道”，密切了唐朝與北方部族的往來。晚年，發動對高麗的戰爭，親征遼東，不勝退兵。二十三年五月病卒。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備。精于戰法，善于運用騎兵，出奇制勝。臨戰身先士卒。統軍馭將，恩威并用。對降將和少數民族將領，能竭誠相待，委以重任。在位期間，選賢任能，兼聽納諫，文治武功均有建樹，世譽“貞觀之治”。世民用兵之要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有記載。
李世民的軍事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乘機起事、奪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淵晉陽起兵的主要謀劃者和最堅定的執行者之一。他主張，在隋末天下大亂時，應乘機起兵，“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七月)。他認為，起事必須進行隱蔽、周密的準備，其中主要的是爭取人才，“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杰”(《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為乘機起事積蓄力量。他重視起事戰略的謀劃與制定，在一開始就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具體的步驟，他與晉陽令劉文靜“與圖大事”，贊成劉文靜提出的“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以成“帝業”(分見《資治通鑒》卷一八三《隋紀七》，恭帝義寧元年四月)的起事戰略，并堅決將其付諸實施。他認為，一旦興兵起事，就要堅定不移，有進無退，堅決進行到底。在李淵率軍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傳言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有人主張還救根本(太原)，更圖后舉。李世民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后”(《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七月)，后果只能是失敗。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繼續南下，對李淵定下繼續前進的決心，起了重要作用。當軍隊受阻于河東(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有人主張仍攻河東時，李世民從實際出發，反對頓兵堅城，堅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入長安，也體現了他貫徹既定戰略的思想。奪取長安后，他主張暫不介入關東之爭，而是先固根本，再圖中原。在打敗屈突通后，李淵曾派他與李建成率軍10余萬東征洛陽，“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世民認為，“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資治通鑒》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遂引軍還。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劉武周，關中鞏固、無后顧之優后，再出兵東擊洛陽，逐鹿中原，統一全國。這無疑是正確的戰略謀劃。
二、靈活機動、因敵制勝的作戰指導思想。
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正確料敵、因勢定謀的戰前決策思想。李世民認為，知被知已是兵家大要，強調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為此，他十分重視平時對敵情的掌握和臨陣對戰場的偵察。從他協助李淵晉陽起兵的情況看，他對當時關中乃至全國的形勢有比較全面、準確的了解和把握；從他在戰前和戰中對宋金剛、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人情況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時對這些對手了解之深刻和準確。在戰場上，他不僅僅滿足于對間接情報的掌握，而是總要親自進行實地偵察，了解敵軍實力和戰場形勢。在準確料敵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如在洛陽、虎牢之戰中，當竇建德率軍支援王世充時，諸將多為表面現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對敵情有全面而準確的掌握，才能力排眾議，做出了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正確決策；他在此戰中為引誘竇建德所采用的“牧馬計”，也是在他親臨前線“察敵形勢”后制定的策略。
堅壁挫銳、待哀而擊的持久防御思想。對力量強大、利在速戰之敵，李世民生張“堅營蓄銳以挫其鋒”，“以持久弊之”(《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消敵銳氣，斷改給養，提高自己軍隊士氣，壯大自己的力量，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在敵人糧草不繼、士氣衰落或準備退卻時，以反擊取勝。如在二戰淺水原時，開始眾將請求出戰、李世民堅決不同意，他說：“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斗，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后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舊唐書》卷五十五《薛舉附仁杲傳》)經過60多天的相持，薛軍果然糧盡，軍心動搖，李世民乘機出擊，取得了決戰的勝利。在打敗宋金剛、竇建德等人之戰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襲后的戰術進攻思想。陣后反擊，是李世民與敵決戰時采取的一個重要戰術。他認為，使敵乘己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己乘敵弱，“必出其陣后反擊之，無萬潰敗”(《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淺水原之戰，李世民先令龐玉于原南列陣，與敵將宗羅喉苦戰，李世民“親御大軍，奄自原北”、“于是王師表里齊奮，羅喉大潰”(《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介休之戰，他令李世績先與宋金剛交手，在李世績軍開始退卻時，自己“率精騎擊之，沖其陣后”(《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大敗宋金剛軍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貴神速、乘勝追擊的殲滅戰思想。李世民認為“兵法尚權，權在于速”(《舊唐書》卷五十七《裴寂傳》)，主張正確料勢，果斷決策，迅速行動，使敵“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如此，則可“取之若振槁葉”(《資冶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九月)。反對猶像不決，貽誤戰機。在取得作戰決戰勝利之后，應突破竹之勢，窮追猛打，務求將敵人全部殲滅。他在擊敗薛仁杲部將宗羅喉后、其舅竇軌勸他不要輕進，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資冶通鑒》卷一八六《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堅持乘勝追擊，迫薛仁杲獻城投降。他在柏壁擊敗宋金剛后，有人勸他待部隊休整后再追擊敵人，他認為“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資冶通鑒》卷一八八《唐紀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一直追敵至雀鼠谷，一日八戰。他本人兩天沒吃飯，三日沒解甲，終于將其殲滅。
三、文武并重、積極防御的國防思想。
李世民認為：“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資治邁鑒》卷一九三《唐紀九》，貞觀三年十二月)基于這一認識，為強化國家防衛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建設上，勵精圖治，自強不息，推行輕徭薄賦政策，恢復并發展生產，較快地扭轉了因戰爭造成的國家經濟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視國家武裝力量建設，認為“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要求“農隙講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帝苑》卷下《閱武篇》)。同時，又反對窮兵默武，認為“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義安，此乃聯之甲兵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紀九》，貞觀四年十二月)。在對周邊各部族和國家關系的處理上，主張友好相處，以文德服人，盡量不訴諸戰爭。貞觀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出兵討伐，唐太宗說：“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須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語之間，何足介意！”(《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貞觀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議于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唐太宗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資治通簽》卷一九七《唐紀十三》，貞觀十七年六月)不得已而用兵時，也是“必待有罪，然后時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八》，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主張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批評“貴中華賤夷狄”的狹隘觀念，主張對不同種落“愛之如一”，用以維護國家的統一，發展強大的國力。對表示臣服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或和親政策，使這些地區對唐周邊敵對勢力形成戰略牽制或成為唐抗擊外來侵略的緩沖地帶，為自己組織反擊贏得時間。反對前代帝王“務廣土地，以求身后之虛名”的行為，表示，這種虛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損，聯必不為”(《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對外來侵擾，主張積極防御，反對消極保守。自唐建國以來，突厥多次侵擾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讓態度，有人甚至建議采取遷都的措施消極逃避，李世民堅決反對，提出“愿假數年之期，請系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唐紀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貞觀二年(628年)，頡利擁兵窺邊，有人建議筑長城防御，李世民答：“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書》卷二一五一《突厥上》)他批評隋煬帝不能精選良將，安撫邊境，只知筑長城以備突原的消極做法，認為“朕今委任李世績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筑長城耶？”(《舊唐書》卷六十七《李績傳》)在反擊外來侵擾的作戰中，他主張對敵務必全殲，擒捉首惡，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軍征東突厥之戰和擊吐谷渾之戰等，都貫徹了他這種積極防御的國防思想。
四、重視軍制建設、善于知人用將的建軍思想。
在軍隊建設上，李世民高度重視軍隊的制度建設和對將才的提拔使用這兩個最重要的環節，從而保證了軍隊軍政素質的提高。李世民認為，“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先定章程”(《唐大詔令集》卷一○七《備御》)，反映了軍隊建設以制度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間，整頓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衛和東宮六率中央軍事統帥機構；遵循中外相維、居重馭輕的原則，合理部署全國武裝力量；實行兵農結合、寓兵于農的兵役制和嚴細的番上措施；統兵權、發兵權、指揮權相分離，以保證皇帝對軍權的絕對掌握，“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則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新唐書》卷五十《兵志》)；大力發展牧馬業，建立強大的騎兵隊伍等。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府兵制達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視對將才的收羅、培養和使用，在知將、愛將、用將方面有獨特的才能和建樹，因此，能驅駕英才，諸將都愿為他效力。一些曾是敵對營壘的人，后來也成了他得力的將帥。他對將帥十分愛護，如他聽說李績病后，命“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孫彥芳傳》)；聽說李績病后須用胡須灰做藥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須燒化后放到藥中讓李績吃，事后使李績感動得“頓首流血”。李道宗在戰斗中傷了腳，他親自給他針灸等。在用將上，他主張舍短取長、“棄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張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主觀能動作用，反對“將從中御”。太宗賜李靖詔書中講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孫彥芳傳》)他認為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因此，戰亂時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時期用人要重視德。反對以卑尊取人，強調“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分見《帝苑》卷上《求賢篇》、《審官篇》)，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沒有大殺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且還善于發揮功臣的作用，使之為國家又立新功。
